作者：李斯龙（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楼玉烈，1934年出生于杭州。哲学家。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着有《王弼文集评注》、《中国文字》、《中国文化主神》、《荀子新注》等。今年出版了《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卷。
1979年，张云鹤（前排右一）、周全安（前排右二）、楼玉烈（后排中）nter）和北京昆剧研究会的其他成员聚集在于平伯家（前排左一）。
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楼玉烈先生以65年在北大教书育人的经历，清晰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美的深邃。从青年时代到晚年，他站在三足讲台上讲授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令我们感动的不仅是楼老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热情探讨，还有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挚感受和亲身实践。楼先生是哲学教授，中国伟大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创始人和实践者。
奖学金：简单透明
1993年，我作为研究生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跟随楼老师学习学生。三十年来，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平实的讲课。我上学的时候，每次期末，我们都会问老师作业多长时间。楼先生总是说“不超过五千字”，然后又补充说：“老子只有五千字”。当时在北大，文史哲各系的前辈们都会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你要坐十年板凳，不写一行字”。楼老师反复向全班同学强调，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乃至百家流派，还是三教九流，都要有“通识通识”。他说，“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充分认识中华文化深层次的、内在的共同特征”，即“融会贯通、整体认识”。在教学生涯中，娄先生探索中国文化的共性，努力了解儒、释、道的思想传统，从学术研究、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三个方面体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共性。
楼先生在学术界的形象，首先是对文学的深入研究，对经典文本的逐字修改，对历史注释的综合。他完成的《王弼文集》的编纂和阐释已成为现代学术经典。这是研究王弼最权威的文本，也是研究魏晋玄学或新道家思想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王弼是我国历史上曹魏时期一位英年早逝的重要哲学家。他的“以物为本”、“九本通模”、“得意名言”等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度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们对印度佛教思想的评价和选择。经过楼先生的努力，这位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得以系统地呈现给现代人，并以早已失传于历史的“王必吉”命名。中华书局1980年8月出版的《王乙集评与评论》，楼先生于1978年10月投稿。“文革”结束后，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写出如此高质量的作品，很多人都感到惊讶。他在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1964年。他告诉我，他在本科时就对王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收集各种版本的王弼著作及相关研究。 1955年楼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当时国家的物理系，这是楼先生一生中遇到的教育体制的第一个重大突破。高考期间，这个出生在杭州、长在上海的年轻人喜欢文科和理科，一直想找到一个可以文理结合的专业。所以他想主修哲学，而学习哲学就是他的第一选择。本科学习五年，1960年毕业。凭借对玄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浓厚兴趣和扎实基础，他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从那时到1980年《王弼集评注》终于出版的二十年间，虽然手稿“在盒子里放了十多年，无暇顾及”，楼先生对这本书的收录并没有停止，但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es 和注释。在此期间，楼先生还对《荀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79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荀子新注》。作者署名“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本书实际上是楼先生编撰完成的。王弼、荀子是楼先生一生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没有冷籽，怎能得梅花香？楼先生晚年的言谈总是十分朴实，深入浅出，十分清晰，无论是在平常的谈话中还是在正式的演讲中，都让人回味无穷。这种透明来自于他人生中第一个学术“严寒期”。当他出版第一本书《荀子新注》时，他已经45岁了，还无法署名。历时二十年，他的第一本著作《王弼集疏评》出版。谁能知道这里有欢乐和悲伤吗？我从未听楼先生抱怨过那段不平凡的时光。整个20世纪80年代，娄先生仍然为学术界整理重要文件。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时很多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连一套可供公众查阅的汉文经文都没有。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在咨询了石峻先生等一代前辈学者后，开始编写《教材选》、《中国佛教思想》。 1981年至1992年出版四卷、十卷。 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一个不使用这套资料的。娄先生主编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1984年至1992年分七类出版，是康有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开端。楼老师平时都会告诉弟子们，学习佛法时，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应关注晚清民国的意识形态。他们在巨变的时代有着惊人的勇气和复杂的思想。楼，研究古今之变，了解三教原理。而他的朴素就是他愿意努力工作二十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其方法的简洁性在于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普遍综合研究”。每一篇文章，无论长短，都应该以情感为基础，不能做作，更不能笼统概括。
正是有了清晰而完整的认识，楼先生将中华文化的经典根源概括为“三玄、四书、五典”。 “四书五经”概要（《大学》、《义》、《论语》、《孟子》；《诗》、《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经典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三玄”学说起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是《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统称。楼先生将“三玄”置于“四书五”之前。 “经典”，与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做法形成对比，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色彩和哲学本质。这些经典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主要经典，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近期出版的八卷九卷的《楼宇烈文集》，涵盖了楼宇烈先生在北大杏坛讲道65年的历程，呈现了他朴素而透彻的一生——学术。其中有百年印记以及时代的巨变，以及冉氏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使命，殊不知自己已年近暮年。
2025年11月，楼宇烈（前排中）和弟子们在一起，后排西装革履的男子就是本文的作者李斯龙。
文化视角：人文为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楼先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他认为，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疾病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人，或者被物欲所取代，或者无力向神灵祈祷。 “人文精神”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被物质和外在的神灵的内在意愿所控制。因此，楼先生经常告诉我，现代社会的建设必须遵循“人文基础”。
文化是从历史传承至今的符号和意义模式系统按生活态度。文化每天都在延续，每天都在变化。文化遗产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看似客观的实证研究无法解释古今之间的连续性，更难以论证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对立统一。楼先生认为“人文”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表明文化传统被视为精神生活的内在体验。这种基于生活体验的“人文”包括非常传统的孤独形式、古典体系和社会体系，以及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修养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作为一名哲学教授，楼先生特别重视区分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重构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系。至今，九十多岁的楼先生d、他仍然保持着文人的美丽和宁静，就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样。他对自己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无恶意。 “与心合者谓之身，行之者谓之鲁”，这是儒家伦理的主要精髓。娄先生对“人文”的诠释植根于儒家“体行”精神，强调个人实践、知行合一，而不是用来规训他人。唱昆戏、吹笛、教古琴、练书法、教授中医、茶道，一生践行着他对“人文”的理解。如今，他体力十分忙碌，但他仍然坚持每周半天给弟子们讲解传统文化，在线交流讨论最新思想，解答弟子们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疑问。楼老师做讲座《c《中国人物》，自2007年首版以来，已多次重印并受到好评。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楼先生的亲身经历感染了读者。他没有试图去说服别人。文字中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感觉。楼先生提到的“人文”是一种精神力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直达内心，塑造身体。他所说的“人类之本”是一种精神力量。以当代方式诠释祖先的“淡雅”本质。
楼玉烈（中）与学者方立天（左）和牟忠建。
楼先生认为，“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代表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思维方式。他有一篇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发表于《中国研究》第三卷，1995年12月）。时间文章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同于“人文主义”，而是“底下蕴藏着一种弱于崇拜神灵、防范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与代表自然运行规律的“天文学”不同，“人文科学”代表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虽然“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团传》，是国庆时期的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关于人作为“万物之灵”，不为神物所主宰。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殷末周初的中国文化源头”。人、天、地为三。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天地是人和万物的根源。然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人有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楼先生认为这里的“天”是“自然与命运（祖神）合一的天”。人与自然“合一”的关键是“顺其自然”，讲究因势利导，不逆自然时机。人与命运“统一”的关键是“尊德”，注重道德修养，做好人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主线——道家和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与“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
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楼先生所说的“人文精神”更准确地表达为他常说的“人文基础”。朱熹以礼乐阐释“君子之道”集成电路系统。娄先生的“人文”或“人文精神”与“文明”相联系，但与礼乐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本质。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清除。
“人文为本”是楼先生作为哲学家的社会理想——社会的基础应该是“人文”。当代中国人如何传承中华文明之根？主动权完全在于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传统文化的旁观者，但我们必须有主体意识。如果你从自己的主观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你就会感到更有责任感。他说：“树立文化主体意识是必须的。有了基本的文化自觉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保持完整性和现代性”。楼先生还结合道家思想，试图领略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他认为，要想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经常用“科学理性”来为自己辩护，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自然理性”。又比如，我们现在习惯了专业分工，但在古代，中国人却相信“殊途同归”。由此楼先生总结了“整体联系、动态平衡”的人文思想。晚年他经常阐释中医哲学，认为中医的本质是阴阳平衡。一切疾病都源于体内阴阳失衡，只有积极安排生活，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楼先生用三个概念概括了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对“自然之义”、“一般关系”、“动态平衡”的阐释，将“人文精神”的解释从表象层面上升到本体层面。今天解释儒家行为和音乐制度时，首先要以“人本”的方式解释儒家行为，即尊重人的主动性和特殊性，欣赏行为和音乐制度中蕴含的“形体表演”精神。其次，要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从儒道的相似性中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我想，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经历了“三千多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时代气息。楼先生对“人文”一词的创造性诠释，赋予了“人文”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或许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见解。思想动机。
《楼宇文学集散文》
中华书局
修炼理论：道教与艺术齐头并进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个人技能。这里的“术”不仅包括我们常说的“修身”，主要是道德行为，还包括与整个知识体系相关的技能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技出真知”、“言胜于雄”。
楼先生晚年注重悟学、践行。只是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里，楼先生年近七十的时候，他经常在北大禅社给同学们讲经，被同学们戏称为“楼悟”。那段时间，他经常戴着luma那个“官司”。在他的印象中，一个是蓝色，一个是淡黄色。儒家思想、玄学、楼先生对佛教的论述，没有任何隐藏的学术语言。他之所以能够自由自然，是因为他能够充分理解经典，知道其内心的意义，并在基层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而不是逐字逐句地表现和解释。从2010年至今，每逢新年，楼先生都会为大家编制并印制一份独一无二的“周历”。每周都会附上他亲笔写下的一句古话。内容从孔孟、《史记》、《淮南子》到流行诗词、民间谚语。这些都是他晚年还记得的警句，意义重大。即使他已经八十、九十岁了，他仍然追求真实的解释。
楼先生凭借自己的研究和理解能力，试图全面、相关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文学、艺术、医学成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给他。日常生活中与楼先生关系密切的朋友大概还记得，他总是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带领大家唱昆曲、弹古琴，还能聊中医、茶道，还能聊家常宝物。长期以来，楼老师每周三下午在北大校园组织昆曲演出，根本停不下来。他还在自家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取名为“国怡园”。每个周末，都会有轻柔的钢琴曲。这位江南才子从小就对艺术有着不可阻挡的热爱。长期以来，七十多岁的楼先生总是对我说，他想开一个“国家艺术花园”。他并不是想建一个展览的场所，而是想给孩子、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提供一个可以亲身体验传统艺术的场所。这是完全无利可图的。在那里你c做陶器、盖房子、做工艺品、弹琴吹笛、唱歌练声、学书画、下棋吟诗，甚至射箭、打太极、练武术……建筑、手工艺是卡萨那，棋书画是文艺，射箭、太极是武术。所谓古之“有于一”，就是把所学的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能体现在一言一行中。我理解老师的想法，但是这个领域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学者的力量能够打开的。二十年来，楼先生始终呼吁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医药、传统艺术的保护结合起来。他的严肃几乎是重复的，我常常被感动。我在整理楼先生的文集时，将最后一卷定名为《中国艺术与传统医学》冰毒”。
楼先生认为，中医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心灵特征。 1999年我毕业留校以来，他多次劝我有空就读读《黄帝内经》。这些年来，我和妻子结识了很多中医界的朋友，我体会到中医确实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提倡以气为基础的宇宙论，认为“天地之气为一”。人们相信天地之气是生命之源。气有阴阳之分，五行在阴阳之间有变化。中医运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医学和临床理论。l 理论.方法。养生理论的关键是“顺其自然”，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人文精神，其最大作用在于“教民”。 《大学》曰：“自帝王以至百姓，无不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养”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还包括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周礼》有云：“以道养国子，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舆，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数合称为“六艺”。它们是先秦时期精英教育的主要科目，艺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当楼先生谈起国学，他总是强调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楼先生的学生中有艺术“十六字思想法”的名言——“艺与道合，由艺达道，道艺并进，形神同体”。中国艺术首先看重的是“意境”，追求整体的感觉和美，而不是其形式。中国传统艺术的不同门类，如书法、绘画、诗歌、音乐、建筑、茶道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共同的意境。
我跟随楼老师三十多年，我发现他的知识从来不乏味。他在雅集里唱歌论礼乐，练书法，喝茶听琴。他通常有很多艺术才能。楼先生担任北京昆曲研究会会长1990年前后长期从事琴艺创作。2009年，他又创办了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多年来，每年元旦前，他都会组织校内外学生和朋友在北京大学校园举办京昆古琴研究院新年演出报告会。这些活动让北大除了学术之外，还多了很多美好、平和、空灵的人情柔情。可以说，楼先生是一位具有艺术情怀的哲学家。他的感情始终与中华文化的根基相连。他说：“礼乐教育是培育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道德教育，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后者以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深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引导人们向善。”他的教学生涯充满了这种艺术精神，他成就了“有志为人，企盼良善，企盼美好，徘徊于艺术”。
当我见到楼老师时，我常常体会到中国文化特别重视的“教育”二字。有时我表达自己这一代人，觉得我们有知识，但缺乏教育，让很多知识变得乏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大功告成、德行天地相应。这是一种“至善至善”的品格的完美。这或许是我作为弟子对老师的恭维，但我希望今天的中华文化能够继承中华五千年绵绵不绝的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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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5日第11页）
